放假回来休息了一天以后，我十分不情愿地磨磨蹭蹭地跑去上班了。才九月中下旬，伦敦的天气已经变得很冷。一踏进那个好像灰色囚笼的办公室，我就感到有一种“沙场秋点兵”的肃杀气氛扑面而来。

记得凡凡送我去机场的路上曾经问我，休假三个星期，马上就要回去上班是不是很害怕。我说害怕倒还是其次，消失了这么长时间，万一老板终于发现其实有我没我都一样那可就不妙了。

我鬼鬼祟祟地溜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结果还是不幸地被我们的MD大人G先生一把抓住。“噢亲爱的，你终于回来了！”他假装热情洋溢地走过来揽我的肩。“想死我们了。。。真怕你不要我们了。。。”我感到全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随着 “honey”，“my dear”，“sweety”，“loveliness”这些甜蜜得令人发指的词语从G先生口中一一蹦出，我的鸡皮疙瘩掉了一地，都能熬碗粥喝了。

更何况，我知道这些糖衣炮弹都意味着什么。。。仅仅一天之后，我就被堆积如山的文件淹没了。星期四晚上十点，我坐在一堆模型，律师信和presentation中间，捧着头，发出痛苦的呻吟。屏幕上显示着我刚从G先生那里收到了一封新邮件。他愉悦地写道：“你现在知道我们有多么需要你了吧？”后面跟了一个大大的伪善的笑脸。在那一瞬间我怒向胆边生，抓起手边的订书机就想向屏幕砸去――然而在下一秒钟，我意识到砸破了屏幕不仅不能减少工作，还得自己赔钱，只得又沮丧地放下。

旁边的印度同事看看我，平静地说：“欢迎回到地狱。”

还是不谈工作，接着讲讲我回国的见闻吧。

在上海，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外国人真多。熙熙攘攘的淮海路上，隔几步就与几个老外擦肩而过。在做作无比的新天地，一个年轻的老外操着一口流利的台湾国语对与他同行的中国朋友说：“你喝什么？――少来，说好是我请客。。。”。在上海飞往北京的航班上，一半的乘客都是西方人，而且明显都是生意人。我的前后左右都是老外，有趣的是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似乎也收起了在自己国家的“绅士风度”，为了行李架的空间问题不停地彼此问候对方的母亲。

我在上海的时候住在老字号的锦江饭店。每当夜幕降临，饭店周围就三三两两地聚集了不少身材婀娜，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子。一开始我其实没往别的地方想，只是单纯地觉得：“哇，好多美女！”直到看见一个老外出来，众美女都哗地迅速围上去说：“hello hello。。。”，这才明白过来。

在上海还见识到了一位十分“非典型”的上海的哥。以前我一直以为只有北京的的士司机才会耍贫嘴，而上海的司机应该都是斯文而寡言的。直到那天我和晨吃完饭想去泡吧，上了一辆出租车后，晨对司机说：“去衡山路，到酒吧多的地方就停下来。”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看我们，“噗哧”一声就笑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小姑娘去酒吧是想干嘛。”

啊？我们都愣了。“我们是想去干嘛啊？”

“你们肯定是想去找帅哥嘛。”

我和晨对望一眼，也忍不住笑了。

司机继续得意地说：“那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嘛。”

我笑着说：“我靠，不是吧大叔，我都结婚三年了。。。”

“哎呀小姑娘我说你思想怎么这么不纯洁呢？我又没说你要干嘛，就是去看看帅哥，聊聊天交个朋友也可以的吧？结了婚也可以看帅哥的吧？你脑子里在想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得，搞了半天思想不纯洁的原来是我啊。

后来在北京，深夜从后海打车回酒店。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照例很健谈，他说：“同样是泡吧，我就觉得，从后海出来的人比起从三里屯出来的，人格上就已经高出不少了。”

北京的哥果然牛B，都扯到“人格”上了。。。我一边陪着笑说：“啊，是吗？”，一边心虚地想：我以后再也不去三里屯了。。。免得被的哥歧视。。。

司机接着说：“那当然。。。在后海泡吧的，好像你们这样儿的，大部分都是上白班儿的，可是三里屯就不一样了，大部分都是上夜班儿的。”

“我拉人有两个原则，男的长得太猥琐的不拉，女的长得太招人的也不拉。。。”

他一边说，一边从后视镜偷看了我一眼：“啊，你别多心啊，我不是说你长得不好看。。。”

我说：“您太客气了师傅，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我跟你说啊，现在啊真是什么人都有，那天晚上有一女的在路边拦车。。。好家伙，你知道她穿的是什么吗？哎呀我都不好意思说！她那上身吧，就穿了一‘眼镜儿’！下身吧，就穿了一‘红领巾’！。。。”

眼镜？红领巾？等到我明白过来的时候，忍笑忍到肚子都抽筋了。太经典了。王朔算什么呀，石康算什么呀，老北京劳动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

还想说说我的好朋友顺子。

顺子是日本女生，我和她在人大相识，那时的她是从日本某大学过来的交换留学生。她是我见过最不像日本人的日本人，性格十分豪爽大气，没有丝毫的虚伪做作。我至今还记得她向我描述去西藏时，因为没有边防证，在大卡车后箱的油布下和一大堆土豆躲在一起逃过边防检查的情景。我们几乎是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好友。直到现在，我每次回国都会找她，上次还在她家住了好几天。

顺子从中学时就开始请家教学中文，水平非常高。和“大山”等人不同的是，她的发音还是不够地道，能听出是外国人，但是中文的词汇量十分惊人，哪怕和在胡同儿里长大的老北京人沟通也完全不在话下。总而言之，她的中文比我的英文至少要高出好几个等级。比如这次回去和她见面，她向我形容某人，说：“他这个人就是事儿事儿的。”我很惊讶：“你还会说‘事儿事儿’的呀？”她说：“不止呢。我还会说‘事儿叉’。”“什么是‘事儿叉’啊？”她一笑：“其实是脏话。。。就是‘事儿B’呀。”我“咣当”一声绝倒。

顺子非常热爱中国。记得她当年刚到中国的时候，因为水土不服长了一脸大红包，原来的好皮肤变得十分可怕，而且胖了上十斤。饶是这样，她回日本以后还是对中国念念不忘，以至于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执意再次回来中国，找到一份在北京的工作，从此一待就是四年。她说她觉得日本是回不去了，可能找个中国男人嫁了，一辈子就在中国了。

大学专业是日本文学的她，来中国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竟是北京某酒店的大堂接待员，酒店包住宿，可是月薪只有一千元。就这样她居然也忍了两年。我还记得我们一起逛街看旗袍时她无奈地说：“再也不想穿旗袍了”，因为当时的她由于工作关系，每天穿着长旗袍在大堂里一站就是一天。“这么辛苦又没钱怎么还能忍下去呢？”我问她。她眨眨眼睛说：“因为有的时候可以看到明星啊。。。王力宏真的帅呆了！还有我从来没想到原来刘青云这么有男人味！”我看着她心想，这日本小妞已经完全中国化了。

那时候她第一次在北京租房，结果遇上个骗子，骗了她八千块押金以后就人间蒸发了，临走还抛下一句：“日本人的钱不骗白不骗。”她大哭一场，擦干眼泪后还是得继续找下去。中国发生反日运动时她吃尽苦头，有时甚至差点被人打。她无奈地对我说：“他们不明白。。。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那样的。我这么喜欢中国，为什么还是。。。只能怪我自己中文还不够好。”

现在的她已经俨然刀枪不入。这次回国时，王府井步行街正在搞一个大型的“中日民间文化节”，她的日本朋友纪国子正是这一活动的策划人。我和顺子挤在汹涌的人潮中伸长脖子在一堆和服美少女中寻找纪国子的身影，终于找到以后她跳起来用日语大声说：“纪国子，加油！”。。。之后我们幸运地找到一辆救护车，好心的医务人员让我们站在车上看表演。她看着满街的人头攒动，十分冷静又有点担心地说：“这么多人，不会有人向纪国子她们扔鸡蛋西红柿吧？”我拍拍她的肩说：“周星驰的电影看多了吧？”

如今的顺子已经脱离了那间酒店的“魔爪”，转到一家很大的日本公司做事，生活比以前靠谱多了。然而即使在中国反日运动最盛嚣尘上的时候，在全国上下一片高呼“打倒小日本”的时候，她最常说的一句话也是：“谁也打不倒我的。我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顺子。”

我看着顺子，心想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有她这样的坚强和韧性，八年抗战可能早就结束了。

报个平安先。老傅我已于本周一清晨顺利空降伦敦，在整整爽了三周之后，又回到了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在我回国的这段时间里，有许多素不相识的好心的小同学们发邮件或消息给我，热情邀请我进行吃饭等腐败活动，无奈我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得在这里一一谢过了。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CCTV，感谢MTV。。。

匆匆三周，辗转四个城市――在香港忙着吃饭购物，在南昌忙着尽孝道，在上海忙着见编辑，在北京忙着和同学花天酒地。。。怎一个忙字了得。不过归根究底，还是在北京感觉最好，感情最深。

在首都机场外面，理着平头，脚踏黑布鞋的出租车司机眯缝着眼睛提起我的大箱子，费力地塞进后箱，砰一声关上，转过头来冲我一笑：“嗬，够沉的唉！”老北京话铿锵有力，我便知道，我又回来了。

窗外仍然是灰色的天空，和以前一模一样。出租车里放着评书“中华英雄母亲系列”，司机摇头晃脑地听得津津有味，我也一样。从机场到人大，这条路我走过无数回了，车窗外面还是那些熟悉的景物，仿佛自天地生成起就在那里的样子，从来也没打算变过。车驶到四通桥，倏地一右转，我便看见了当代商场，看见了令我魂牵梦萦的人大。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为什么到了北京非要那么固执地住在人大附近。其实我也常常在想，是不是最爱人大的人就是我了。在北京的几天里，明明每天白天都要去到市中心一带，可是晚上还得大老远地跑回海淀。说到底，还是对这片小地方有感情。

到了酒店放下行李，我就马上出门去溜达。天色已晚了，街上还是密密麻麻地都是人。我走过那个“朝丝慕赏”理发店，走过“海淀大药房”，走过饺子店，走过那条开满了外贸小店的小街，边走边默默地惊叹：天哪，这家店还在这里，还没倒闭！还有没有天理了！

和大学时同住四年的好姐妹舒婷一起吃了晚饭，之后又同去人大校园里面走走。走进校门的那一刻，我竟然激动得心跳加速。九月，正是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校园里各个社团正在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动漫社，吉他协会，青年志愿者。。。巨大的海报贴了一天一地。

我想起了八年前那个烈日当空的日子，十七岁的我怯生生地走进校门，站在迎新的长桌旁边，站在满脸笑容的本系师兄师姐们面前，努力地想从书包里找出那张录取通知书，却怎么也找不到，急出一身汗来。

迎新招新，正是学长们对小师妹们“痛下杀手”的大好时机。无怪乎大学校园里一直流传着那么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

“爱国爱校爱师妹，防火防盗防师兄。”

学校里有很多变化，又好像什么也没变。小卖部，教二，留学生楼，集天小吃。。。都是老样子，可是西门的明德广场多么大，学八学九门前的那面灰墙被徐悲鸿艺术学院的学生们画满了涂鸦，变得五色斑斓朝气蓬勃。

走到我住了四年的学九楼前，一眼瞥见当年的宿舍管理员小马哥正坐在台阶上和卖水果的小贩们聊天。我和舒婷满脸激动地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们露出微笑。我以为他认出我们来了，兴奋地问：“您还记得我们么？”小马哥却迷茫地摇摇头：“不记得了。”

也是。一转眼毕业都这么多年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只四年啊。可是我们的人生又有几个四年？更何况，那四年，正是我们如火如荼又莫可名状的青春。

最近看过的那本《时间旅行者的妻子》，开篇引用了沃尔科特的《爱复爱》：

“有朝一日，

你会心情振奋，

欢迎自己来到，

自己门前，进入自己的镜子，

彼此报以微笑，

说：坐这儿，吃吧。

你将再度爱上那曾是你自己的陌生人，

给酒。给面包。把你的心还给

它自己，还给那爱了你一辈子的

陌生人；你忽视了他，

而去注意别人；他深知你。

从书架上取下情书，

照片，绝望的笔记来，

从镜子上剥下你自己的影像，

坐，饱餐你的生命吧！”

书中的主人公亨利是个能够穿越时空，却不能控制自己的这种能力的图书馆管理员。他可以回到过去的时光，与童年的妻子相会，甚至能够看到当年的自己。

而在北京，在人大，那时那地，温存的夜色中，我似乎也变成了时间旅行者，走在熙熙攘攘的学生群中，一眼便看见了当年的自己。她是那么年轻，一脸青涩，满心理想，正微笑着和旁边的人说着什么，与我擦肩而过。我有点想哭，巨大的虚幻感和现实感交织在一起，心头被什么东西既温柔又钝重地击中了。我在无边的现实里绝望而急切地搜寻着自己的过去。这真是太神奇了。

  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我就像活在一场梦幻中，心存感伤，不愿醒来。我常常想起六岁第一次来北京时的情形。这是个我第一次来到便已深深爱上的城市，以至于后来填高考志愿时，除了北京的学校，完全不作他选。这其实也是个充满了缺点的城市，交通和天气都恶劣得令人发指，可是相比上海的钱气森森，我仍然深爱着北京的古拙和大气。

走过天安门广场，我自己一个人傻笑了好一阵子。想起小时候第一次来到这里，以为国家领导人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办公的。还有国旗，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以为它真的是由烈士的鲜血染成的。童年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幕幕血腥而悲凉的画面：人们把白布浸在刚刚就义的烈士的鲜血中，将白布染红，再画上五角星。。。这还没完，还要从国旗上剪下一角――做红领巾啊。不是说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么？童年的我心里直嘀咕：到底要剪多少个角呢？多浪费啊。

坐车经过南礼士路。小时候我一直听成“南驴屎路”，心想这条路真是太不幸了，被起这么个名儿。长大了才偶然发现，原来这条路以前真的叫作“南驴屎路”，是明清两代给皇宫送炭的驴车走的路。后来觉得太难听才换成了现在这个又文明又和谐的“南礼士路”。这真是假作真时真亦假啊。

我的朋友们大多都在北京。每天马不停蹄地和他们见面聊天喝酒，发现大家如今都混得人模狗样的。虽然都号称很忙，但是大部分还是给了我面子，在百忙之中抽空来接见了一下我。最后一次见面时，大家还是刚刚步出校园的学生，满脸稚气，如今结婚的结婚，买房的买房，还有人就快要做爸爸了。

高中时的学妹凡凡带我去见识了一下别出心裁的“黑暗主题”餐厅，黑灯瞎火地那叫一个伸手不见五指。开始很害怕，吃什么还都得摸着吃，非常不方便，不过后来反而觉得异常放松，因为黑暗中看不见彼此的脸，反而可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她还带我去了据说当下很火的“兰”会所，装潢设计真是没话说了，服务生妹妹们也个个美貌清纯迷死人不偿命。会所的两位夜场经理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忙着满场飞，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那么热闹繁盛的场景中，我竟又无端端地想起了佛家的那个偈子：“想人间婆娑，全无着落；看万般红紫，过眼成灰。”

大学的一帮哥儿们还是一起去了我比较熟悉的后海。大家把当年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都翻出来说，争相大爆猛料。当年的吉他社社长小崔同学还愣是去抢了一把人家酒吧歌手的风头。他坐在那儿抱着人家的吉他又弹又唱，深情款款地说：“下面这首歌在坐的肯定都没听过，因为是我写的。”我觉得他不参加快男真是可惜了。小锦同学则紧张地问：“他唱这么久不用给钱的吧？”

哎呀，写着写着我又困了，时差还没倒过来呢。先发一点照片，都是在南昌和去井冈山时拍的。

  南昌的八大山人纪念馆

吉安的白鹭洲书院

井冈山 

南昌的摩天轮

南昌画院